陈海汶的中华民族全家福
文/马夫
2009年7月22日，几百年一遇的日全食出现在我国多个省区，上午9点半左右，山东曲阜的天空开始渐暗，日食降临。此时，几十位穿着传统汉族服装的男女老幼列队孔府重光门，小个子上海男人陈海汶些许颤抖着身体按下康泰克斯的快门，历时一年拍摄的“中华民族大合影”的最后一幅――汉族，终于完成。陈海汶仰望太阳复圆后更显灿烂的天空长出一口气。
陈海汶在摄影圈的名气不大不小，似乎也从没大红大紫过，但几乎所有的圈内大腕儿都是他的朋友，当然也包括众多无名摄影人。
1980年代初，出身上海棚户区，酷爱摄影的陈海汶在工厂做工，摄影的开销让他越发拮据，他毅然随当时的“下海”大潮扑进商海。他创建了一家名为“三亚”的小公司，从拍企业宣传册起家，二十几年走过来已发展成为上海滩颇为知名的文化公司，摄影、设计、印刷等一应俱全。当年为了摄影去挣钱，有了钱还是为了摄影。多年来，商业非商业的、挣钱赔钱的摄影集他一口气出了几十种――《上海老工业》《夜上海》《航拍上海》《影像，恍惚间的上海记忆》《5 .12 中国汶川大地震》《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摄影家》系列画册等等，还有刚刚完成的《和谐中华?中国的56个民族》也将近日结集出版。籍此他荣膺了刚刚出炉的第八届中国摄影金像奖图书奖。
陈海汶对摄影十分慷慨，他将大把的精力和金钱都投入到摄影之中。作为上海市摄影家协会副主席，他常年资助《上海摄影》杂志；作为中国摄影家协会理事，他为中国摄影博物馆筹建慷慨解囊；作为摄影师，他为完成“民族合影”到台湾拍摄高山族群，就为这一张照片，他花费了十几万元。
陈海汶为摄影付出了很多，摄影也给他带来许多的快乐和荣耀，他的荣辱兴衰都与摄影联结在一起，可以说，摄影是他今生的宿命。
2008年8月，陈海汶和他的团队从燥热的上海出发，踏上寻访拍摄56个民族的艰辛之路，在他那辆簇新的雪弗兰吉普车身上，喷写着“行走中国，和谐中华――56个民族文化摄影车 ”。11个月风霜雪雨的跋涉，他们行程近十万公里，先后到达了26个省区，545个县市的55个少数民族聚居地（或称“原生点”）， 共有1125位非物质文化遗产民族传承人及普通的民族代表参与拍摄。历经海拔0至5000米、气温摄氏零下40度到摄氏39度，得到了珍贵的4500张专业胶片，55000张数码照片。即使我们从没有看到这些照片，这个行为本身就足以是件耐人寻味的作品了。
“民族合影”的缘起是由《岩松看日本》这本书中的一段话引起：作者走进一家日本书店，看到书架上有五六本完整记录中国少数民族的书，图文翔实系统，但书的作者却都不是中国人。这让一口能干掉半斤白酒的血性汉子陈海汶，气往上顶，他觉得这完全是中国摄影人的耻辱。经过两个月的酝酿和各种资料准备，他首先去贵州试拍了三次，以选择拍摄方式和画面构成。此时恰逢迎接建国60周年，上海市委宣传部闻听该拍摄计划很有兴趣，在资金等诸多方面给予鼎力支持。
“民族合影”也是陈海汶冥冥中的一个理想，他从半辈子的摄影经历中，沉淀筛选出一个自认为最成熟最有意义的主题。这个在摄影圈罕见的大规模行动，或许与摄影本身渐行渐远，影像似乎也有点退居到微不足道的地位，他几乎是以行为方式和形式特征完成了一次类似人类学家的田野调查。在整个过程中，陈海汶始终是个行者和观者，不论那泛着牛羊味的蒙族汉子的胸肌，还是苗族女孩繁复银饰的闪光，在陈海汶的眼里都充盈着人性的光辉，都是真实的历史片段。
这些沾染着万里风尘并糅合进陈海汶心血的照片，不知能带给我们什么，但至少可以断定它为即将消失的一些珍贵的东西留下了影像佐证。
关于影像的学术讨论，从苏珊-桑塔格到罗兰-巴特，从约翰-本雅明到约翰-伯格等不少西方学者多有论述，但是，要么艰深晦涩，要么误读歧义，直接截取只言片语来考量或合理一组照片一定是徒劳。所以我们暂时放下那些理论，只是静静地观看，看一件祖上传下来的鱼皮衣，一羽插在鬓发上灵动的山鸡毛，一堵先人垒砌的石墙，一张张属于中华的脸⋯⋯不用震撼，祖辈不变的平凡生活根本没有想象中戏剧的波澜；无需推敲，命运的生息繁衍绝不需要设计和妆点。且熟悉且陌生的人们，且现代且古老的场景，一个个民族的个性和独有的灵魂在艰难与幸福、屈辱与尊严中永恒地升发。阅读和倾听让我们认识世界，世界也在人的身边静静地守候。
在“民族合影”中，每一幅都出现一块深色的背景布，在实地拍摄为什么要多出一块遮挡，是一个符号的贯穿还是某种理念的张扬，或许只是陈海汶心中一个幻想的隐喻。刚说了，暂不引用西方理论去解释，但此时罗兰-巴特的这句话确实恰当：摄影就这么两条路，是使摄影的场面服从于完美幻想的文明寓意，还是正视摄影不妥协的真实性的重新活跃，就看如何选择了。其实，猜测这块背景布的用意，就像揣摸任何一件艺术品中一个眼神的描写或一棵草的勾勒。
相对陈海汶以往的大批作品，这组最新的作品虽然没有理论上的超越，也没有遵从摄影经典的伟大训诫，但他无不透射出上海人的睿智、细密，同时又兼具商人的机警和艺术家的敏感。这些清晰、锐利的影像掩饰不住地泛着一种怪诞的温情，以及人性的或艺术的体贴。或许有人觉得这些作品有些浪漫化，流于表面或甚于肤浅。其实，陈海汶并不想将什么强加给这些影像，也不想讲述什么传奇的故事，更不想让人看到这些陌生人群并不准确的心像，现在所呈现的状况，正是陈海文试图让其潜藏着无数的可能，重要的是，就是表现出对这些正在被同化，逐渐衰老的族群的尊重。
“民族合影”的拍摄给陈海汶带来从未有过的感受，年过半百的他自以为走南闯北见识颇广、心智成熟，但是此行的太多经历，让他羞愧于城里人虚妄的自尊和生活的浅薄。
让陈海汶印象深刻的是他在云南拍摄普米族的经历。普米族的居住地在离省级公路25公里的地方，而陈海汶却用了5个多小时才走完这段路，汽车根本就无法进去，只能步行。
普米族村民把他们奉为贵宾，大家抢着请他们吃饭，把过节才吃的全羊、全猪都拿了出来。陈海汶住在一个老乡家，老乡把儿子的床让给他，但是陈海汶却睡不好，高海拔山区，白天穿着夏装，但到了后半夜就冷得熬不住。在床上挨到半夜，陈海汶听到隔壁老两口的房间里有声音，好像是有人起来烤火。
他赶紧起身，走过去，果然，火塘里噼里啪啦，火正起来。
看到他，主人并不诧异，很随和的邀请他：“过来，坐嘛！”
“习惯吧？”坐定以后，男主人问。
“有点冷。”陈海汶实话实说。
男主人没说什么，但是随手往火塘里多添了点柴。陈海汶借着火光打量了一下四周，这个屋子里只有一个火塘，三面围着三张床，只在一个角落有一个橱，看起来，一个家的所有家当就在那个橱里了。男主人一会儿起身走向橱门，打开来，抖抖索索地打开一个纸包，数出来几片茶叶，泡好以后招呼陈海汶：“茶。”
“这看起来，大概是他们家一年要喝的茶吧。”陈海汶说，“所以我实在忍不住，就开始提出心里的疑问。”
“到县城住好吗？”
“好嘛？”主人的回答不置可否。
“为什么不去呢？”
“没钱。”
“要是给你钱，你去吗？”
“……”主人没有回答，陈海汶也没有再问。
过了一会，陈海汶又问：“你们每天都怎么过呢？”
主人说：“烤火。”淡定到几乎没有什么情绪含在里面，眼神里没有丝毫的悲喜，只有澄清透彻，似乎洞悉世间一切。老人又从昏暗的角落里找出一个鸡蛋，打碎以后拌进一大盆饭里，预备做蛋炒饭给客人。家门口山上的牛、羊、鸡，包括鸡下的每只蛋，就是这位普米老人的全部家产，他的一辈子就在这样的没有波澜的平淡中缓缓划过去。
几年前，陈海汶在上海美术馆成功举办了《幸福生存》个人作品展，同时推出同名作品集。关于幸福，不同追求和阅历的人都会有不同的理解，即使是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期也会有不同的看法。对于陈海汶来说，无疑2008年8月至2009年8月，老天又为他开启了一扇幸福之门，步入其中，他被自己镜头下的56个民族幸福生存的状态深深震撼。一个来自中国最繁华的城市，一个身处“腔调、派头、卖相”精致氛围的上海人，面对这些褪去粉饰的朴实和土拙，他羞愧于作为城里人虚妄的自尊和高贵的浅薄，他对幸福生存的内涵不得不再一次重新诠释。
当完成“民族合影”之后，陈海汶后悔“幸福生存”这个好题目用早了，应该留给这组“民族合影”再恰当不过了。其实，不论《幸福生存》里的市井人物，还是“民族合影”中的族群代表，都是被幸福的理想牵到陈海汶的作品里，与其说是陈海汶用相机找寻幸福，不如说是芸芸众生的生活给了身在其中的陈海汶无以言说的幸福。他时常感慨：有些幸福我们并不全认识，有些财富我们并不懂珍惜。正如丹麦哲学家索伦?克尔凯郭尔所说：“人生一定要往前去生活，但只能从后面来理解。”
